【编者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需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沈滨教授看来，循环经济并非可有可无的“选择题”，而是关乎国家资源安全、产业升级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必答题”。他从一件衣服的旅程切入，揭示了其背后的“循环经济”大道理。以下是他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上的演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围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持续完善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要读懂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叙事，不妨从一件衣服的“循环再生”之旅切入。
一件普通的T恤衫，从棉田的耕种到染料的浸染，从流水线的缝制到全球物流的转运，最终悬挂在商场的衣架上，其旅程似乎完成了使命。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它最终去了哪里。可能很多人会说，应该是被丢了吧。在某种程度上，这件衣服的旅程可以说是人类工业文明“线性经济”模式的微观缩影。在传统的“提取—制造—消费—丢弃”的路径上，我们对地球资源进行单向消耗，实际上对环境造成了巨大负荷。对于今天的全球经济而言，这件衣服的最后归宿并不简单，里面或许藏着“循环经济”的大道理。
“快时尚”商业模式带来的问题
在过去数十年中，由“快时尚”模式主导的纺织服装供应链，成为资源消耗的“黑洞”。其底层逻辑是消费者喜新厌旧想要穿新衣裳，零售商提供高频次的产品迭代以及低价格的时尚新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供应商应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供应链的快速响应。“快时尚”商业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纺织产业过去数十年一直沿用的运营与供应链方式，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更多选择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源生态问题。比如，一件纯棉T恤的生产可能消耗约2700升水，而一条牛仔裤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更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再加上，传统供应链在原材料采购、加工和长距离运输中产生的能源、资源消耗和碳排放，使得相关问题更为突出。之所以产生上述问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供应链的“信息盲区”与效率低下。在线性经济中，供应链的信息流是单向的、断裂的。虽然品牌商拥有消费者的偏好数据、制造商拥有前端生产数据，但对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后的命运几乎一无所知。废旧衣物进入回收系统后，由于缺乏标准化的“数字档案”，回收企业无法快速、准确地识别衣物的材质、混纺比例、染料类型和潜在毒性等，导致分拣效率低下。这种异构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使得纤维化学回收成本高昂，多数衣物最终只能降级利用，或直接进入填埋场。
二是价值链的错配与断裂导致循环动力不足。传统的价值链设计缺乏“归零”的意识，设计产品时并未考虑其生命周期结束后的拆解和回收性。低耐用性设计加速了淘汰周期，而社会回收基础设施的不足和二次利用技术的成本劣势，共同构筑了循环经济的壁垒。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回收利用的成本高于使用原生材料，循环经济就缺乏持续的内生动力。
因此，单靠简单的末端治理已难以为继，而把希望寄托于消费者捐赠或政府补贴，也并不是一件衣服旅程的理想终点。必须引入更具系统性、以数据为驱动的管理视角，以数字化转型与绿色供应链管理“双轮驱动”，在从源头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中重塑衣物的命运轨迹，真正把循环做成闭环、把增效做在前端。
数字科技赋能衣物“重生”管理
数字化转型是解决循环经济效率和透明度问题的核心钥匙。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能够为每件衣服颁发一张“数字护照”，从而实现高效的“重生”管理。
首先，以数字化为底座，为每件衣物建立“数字护照”。在成衣上嵌入不可磨灭的二维码、RFID标签，或更前沿的纤维级传感器，为产品生成唯一且可追溯的“数字身份”。借助区块链，将原材料来源、生产批次、染整用料、销售记录直至最终回收点等关键数据写入分布式账本，确保全链条信息真实、不可篡改。这场由“数字护照”引发的透明度革命，让消费者能够一键追溯产品的环境足迹，从而增强对绿色品牌的信任。同时，“数字护照”也显著优化了回收环节。当衣物进入回收系统后，扫码即可即时获取材质、混纺比例与染料配方等信息，无需再进行耗时的物理检测，大幅降低分拣成本，并为高价值的“物料回炉”创造条件。由此，数据贯通起衣物的全生命周期，让循环真正闭环、价值真正回流。
其次，人工智能在逆向供应链中起到核心应用。废旧纺织品的异构性是制约循环的“最后一公里”难题。目前市面上的衣物多为混纺，材质复杂，难以分离。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该领域的应用解决了这一痛点。高速AI视觉识别系统以远超人力的速度和精度，对流水线上的废旧衣物进行材质、颜色、款式、成色、利用价值的判断。这使得回收企业能够将衣物从低价值的降级利用，提升到高价值的“物料对物料”的闭环循环。此外，人工智能实现了需求的精准预测与优化。通过利用纺织人工智能大模型分析二手市场、租赁需求、翻新偏好等数据，企业可以精准预测不同品类、不同成色的废旧衣物的潜在去向和市场价值，优化逆向供应链的库存管理和物料调配，确保“旧物”以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回报进入下一生命周期。
最后，“数字孪生”驱动供应链协同与优化。数字孪生技术使管理者在虚拟世界中模拟和优化衣物的整个逆向物流过程。通过建立回收网络、分拣中心和再制造工厂的数字模型，实时监测物理世界的运行状态。数字孪生技术模拟不同回收方案下的运输成本和碳排放，找到最优的“枢纽—辐射式”逆向物流路径。同时，数字孪生技术在虚拟环境中对分拣流水线的自动化设备进行压力测试和流程调整，确保在面对突发波动时，系统仍能高效运转。
绿色供应链的逻辑重构
如果说数字化是工具和手段，那么绿色供应链管理就是实现循环经济的顶层逻辑和系统框架。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思想是，将环境因素有机融入企业从产品设计到回收利用的每一个供应链决策之中。
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本质在于源头控制。当一件衣服尚处于设计阶段时，其80%以上的环境影响便已确定。因此，我们应推广“为拆解而设计”的理念，鼓励使用易于拆卸的扣件和拉链，以利于产品生命周期结束后的高效物料回收；同时要践行“为循环而设计”，优先选用单一材质纤维，减少混纺，或选择技术上成熟、易于分离的组合，这不仅能简化回收流程，更大幅提高了再生材料的品质和商业价值。此外，供应链需要积极与上游供应商协作，推广生物基材料、再生纤维等创新材料的应用，从根本上减少对原生资源的需求。
在政策层面，延伸生产者责任制是驱动绿色供应链管理落地的关键制度创新。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重磅文件，明确提出到2025年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率达到25%的目标，为延伸生产者责任制机制的落地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和量化目标。延伸生产者责任制机制要求将衣物回收、处理和再利用的成本和责任，内化到品牌企业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中。通过政策引导，品牌商不再仅仅是产品的“卖方”，更是其“终生管理者”。这种制度安排将迫使企业将环境成本计入产品售价，并促使其投资建设或参与高效的、数字化的回收网络，主动优化绿色设计，使其更耐用、更易回收、更易拆解，从而降低产品在逆向物流环节上的成本负担。延伸生产者责任制机制的实施，有利于最终实现环境责任与经济利益的统一。
高效的逆向物流网络是循环经济的“血管”。在中国，回收点高度分散，亟需进行专业化、集约化的整合。我们应借鉴传统物流的经验，建立以城市或区域为核心的分拣枢纽，通过专业的逆向物流服务商，连接广泛的社区回收点、智能回收箱等辐射点，枢纽内应配置高精度人工智能分拣系统和自动化拆解设备。同时，必须推进运输与仓储的绿色化，优化逆向物流的运输路线，利用电动/氢燃料车辆，推广共享仓储空间，减少逆向运输的碳足迹和闲置资源。
循环经济的成功，绝非某个企业或行业的独角戏，它需要整个价值链上下游和跨界参与者的深度协同。在产业链内部协同方面，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品牌商和回收企业应共享产品“数字护照”数据，建立行业级的数字化协同平台。在跨界合作层面，科技公司应提供人工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金融机构应提供绿色信贷和供应链金融支持；政府应提供政策引导和基础设施支持。最重要的是消费者深度参与，通过数字化的激励机制，引导消费者主动参与回收。只有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的共治格局，循环经济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中国循环经济的战略支点与全球担当
一件衣服的循环再生，其实也可谓关联着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布局和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大国担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量巨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发展循环经济，特别是纺织品循环，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首先，通过高效率的闭环循环，可以大幅减少对原生棉花、石油基纤维等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增强国家资源供给的安全性和供应链的韧性，这是服务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关键。其次，将废弃物转化为高品质的再生资源，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迫使中国制造业从传统的“规模优势”转向“技术和绿色优势”，推动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实现产业竞争力跨越式提升。最后，循环经济将创造大量的绿色就业机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创新型转变，这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中国承诺实现“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路径之一。通过大规模、高价值的纺织品循环，中国可以削减巨大的工业碳足迹，实现减排的巨大潜力，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实质性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供应链数字化、大规模工业回收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创新，可以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中国方案”，彰显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大国担当和领导力。
构建万物互联的“可持续”系统
刚刚我们追溯了一件衣服的旅程，并且论述了在数字化和绿色供应链管理驱动下，它走向“循环经济”的新历程。这是一场涉及技术、制度和文化的全方位革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透明度与效率，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了系统框架与逻辑重构，而国家战略则提供了强劲的推力和广阔的舞台。
衣在“衣食住行”中居首，是每个人每日相伴的物件。一件衣服从原料到设计、制造、流通、使用，再到回收与再生的全生命周期，折射的正是资源要素如何被更高效地配置、如何在制度与技术支撑下实现闭环。由此观之，循环经济并非可有可无的“选择题”，而是关乎国家资源安全、产业升级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必答题”。把一件衣服的旅程走成闭环，就是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落到微处、细处、实处。
展望未来，我们正在构建一个“万物互联、高效循环、自我修复”的可持续经济系统：每件产品都携带“数字记忆”，每一次回收都精准高效，每一家企业都切实履行延伸生产者责任。然而要把愿景化为现实，仍需跨越多重门槛：从数据标准与互联互通，到隐私与安全，从成本结构与商业激励，到回收基础设施与跨区域协同，再到消费者参与和绿色能源供给。唯有以制度设计、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同向发力，这一系统才能真正自洽运行、持续进化。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重点推动：
一是强化数字化与延伸生产者责任制的挂钩机制。将企业实施“数字护照”和产品全生命周期信息披露作为参与延伸生产者责任制体系的核心要求。通过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倾斜等方式，激励使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物料级的可追溯性，确保再生材料的真实性，并打击“漂绿”（虚假绿色）行为。
二是设立高值化再生激励基金。针对化学法回收等高附加值、高技术门槛的循环项目，政府应设立专项产业基金和税收减免，降低其初始投资风险，加速技术成熟和产业化落地。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可考虑通过税收等手段，使再生材料在成本上更具竞争力。
三是统一回收和再生材料的国家标准。借鉴国际经验，建议尽快制定和实施一套严格的再生纤维品质和性能国家标准，并建立权威的第三方认证体系。只有消除对再生材料“质量不稳定”的疑虑，才能有效推动大型品牌商和供应链上下游放心地大规模采购使用。
四是优化城市回收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将废旧纺织品回收体系纳入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对于分拣中心、拆解工厂的相关供给予以适当保证，并鼓励引入公私合营模式，激活社会资本参与逆向物流网络的投资和运营。
让我们以一件衣服的循环旅程为起点，推动制度创新和技术落地，加速中国循环经济的实践进程，为构建美丽中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思想者小传】
沈滨，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国家级人才项目哲学社会科学青年拔尖人才、德国洪堡学者、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青年菁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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